“我的思绪常常回到1997年夏天，那些伤疤会陪伴你一辈子，没有人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5月19日，Netflix上映最新纪录片《摄影记者之死：阿根廷黑金政治》，《新闻》记者加布里埃尔（Gabriel Michi）对着镜头说道。
九十年代的阿根廷皮纳马尔是沙滩、海、美女的组合，这里想要成为阿根廷海岸的时尚圣地，另一面，这一方沙滩亦是阿根廷政治生态系统的缩影，人们描述这里“喷气机和政治混合在一起”。
阿根廷皮纳马尔
每年夏天，这里都会进行政治交易和谈判，政客们会去私人海滩谈判，所有人都很享受这片阿根廷最美的海岸。也正是在这里的一场盛大的派对，成为了摄影师卡贝萨斯最后为人所见的地点。
1997年1月25日，摄影师何塞·路易斯·卡贝萨斯（José Luis Cabezas）在皮纳马尔遇害。现场证据显示，他生前遭人绑架，被击中头部身亡，谋杀者还放了把火。
手段残忍至极，一位新闻摄影师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害。一切矛头，迅速指向阿根廷勾结的官商。
新闻摄影师
《新闻》（Noticias de la Semana）是一个创立于1976年的新杂志 ，杂志创始人Jorge Fontevecchia模仿《时代》杂志的风格，大部分封面具有鲜明的政治表达，在系列记者调查中，照片显得尤其重要，而卡贝萨斯是《新闻》杂志的重要摄影师。
何塞·路易斯·卡贝萨斯是一个擅长玩乐、风趣幽默的人，但在根本上，他很傲慢、固执，周围人发现很少有人能劝他改变主意。
卡贝萨斯
他的固执体现在他的专业上，作为专注于一个政治人物的新闻摄影师，而且作为一个西班牙语世界中具有领先地位的新闻杂志的摄影记者，卡贝萨斯尤其在意通过构图取景表达人物性格。
“他总是很执着，他总是想要很多”，在他拍摄的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他正逐渐发展自己的风格，他的相片总是比他人的更有张力和说服力，这是一个同事口中“能说服你做任何事的人”。
卡贝萨斯拍摄的照片
他刊发在《新闻》上的照片，揭露了阿根廷警察系统的腐败和富商与政府的勾连。他的作品展现了新闻摄影的力量，公开揭示了权力在不被看见的、不受惩罚的私人领域所维持的肮脏金钱与政治体系。
人们无法猜测是否是这份固执给他招致了灾难，但这场悲剧的惨烈结局无论诱因如何荒诞，都不应归咎于受害者对新闻摄影的专业追求。
1997年1月25日清晨，警方收到一则报案，一辆载着一名成年男性的车辆被弃置在野外，他们没办法确认尸体身份，他的尸体随着他的白色福特车一并被烧毁。
《新闻》的其他记者和摄影师们无法说服自己车中烧焦的人是他们的同事，直到他们用尸体身上的钥匙打开了《新闻》杂志社的门。
这最初被视为一场事故，但尸检报告显示记者死于头上的枪伤确定了这是一起暴力谋杀。
人们非常困惑，没有人能确定是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剧，有谁能够这么残暴？
黑暗与惨烈的谋杀激起了民众的愤怒，人们喊着“卡贝萨斯永存”聚集在阿根廷政府门前抗议，卡贝萨斯的葬礼后胸前挂着卡贝萨斯照片的摄影师们自发去了方尖碑。
他们在那里围成一圈，把所有摄像机都放到了地上抗议，突然间，他们意识到，他们不该那样做，因为那样就像放弃了一样，然后他们把相机举在了空中，这个画面定格成了著名的“举起相机”。
在哀悼他们的同事卡贝萨斯的同时，摄影师举起相机亦是在表达自己的愤怒。
在卡贝萨斯被谋杀后，《新闻》杂志社不得不面临更多的恐怖威胁和不确定性，记者们听到电话里传来模糊不清的威胁“你死定了”，看到恶意放置在家门口的子弹。
这迫使记者们活在恐惧中，不得不开始像游牧民一样在城市中逆行游荡，以避免被绑架。
谋杀案的政治化
1982年，阿根廷独裁军政府因马岛战争垮台，群众呼吁恢复宪政，并于次年结束了军事独裁者长达七年迫害左翼反对派的“肮脏的战争（Guerra Sucia）”，军政府不得已于1983年10月举行民选。
此后，阿根廷开始民主转型。
1989年，卡洛斯·梅诺姆（Carlos Saúl Menem）成功竞选为总统，并于1994年修宪获得连任，执掌阿根廷政坛十年之久。
卡贝萨斯的死亡迅速发酵成了政治事件，成为当时两个总统候选人，时任总统卡洛斯·梅诺姆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长杜哈德（Eduardo Alberto Duhalde）之间的政治斗争。
对总统竞选人杜哈德而言，这起事件被他视为一种阻碍他竞选总统的陷害。
民主政体中的犯罪
接下来，阿根廷各大媒体开始不断揭露其腐败传闻，逐渐失去民心的阿根廷总统卡洛斯·梅诺姆，则试图将这起记者谋杀案去政治化。
政治在惨烈的事件面前，开始展现自身虚伪荒谬的一面，于是民众看到两个阿根廷最有权势的人，总统和省长，上演互相指责的政治表演。
虽然卡贝萨斯案沦为政客的闹剧，但人们最关心的依旧是凶手是谁的问题，而最迫切想要推进案件进展的便是总统的政敌、下一任总统竞选人、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省长杜哈德，他一直将卡贝萨斯的死视作“仍在他头上的一个死人”。
随着汹涌的舆论推进调查的深入，记者们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警方发现案情逐渐出现了两个可以溯源的线索。
案发地皮纳马尔是全省安保最多的地方，而案发现场留下的手铐，说明卡贝萨斯遇害时很可能有警察参与，或者警察选择了视而不见。
另一个事件也指向了皮纳马尔的警察，这与《新闻》杂志所刊登的一张照片有关，这张照片名为“该死的警察”。《新闻》毫无疑问得罪过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警察，他们拍摄了警察局长的豪宅游艇，将之公布于众。
最关键的一张便是卡贝萨斯拍摄的警察局长克罗奇克的照片，《新闻》记者回忆采访结束警察局局长后，卡贝萨斯说：“这份工作最让人满意的一点是能够站在那些混蛋的桌子上（拍摄照片）。”
《该死的警察》
卡贝萨斯站在桌上拍照
另一个线索来自证人，这条线索导向了神秘人物亚伯兰（Alfredo Yabrán）。
他是阿根廷九十年代最重要的商人，财产达到四十亿美元，但在阿根廷议论亚伯兰是被禁止的，说“别惹他”都近乎于一种挑衅。
如果有商品运达阿根廷，它会经由亚伯兰的整套商业系统，没有任何其他中间人，这给了他绝对的力量。在之前，亚伯兰先是和军政府做生意，然后这种关系延续到了民主政府。
但人们从不认识他，因为没有人在媒体上看到过他，在1995年的经济部长卡瓦洛（Domingo Cavallo）在国会谴责亚伯兰和他的黑手党意图垄断邮政市场。在此之后，亚伯兰案成为了阿根廷最显著的政治问题，而民众与反对派政客开始进一步怀疑，亚伯兰控制的仅仅是邮政，还是比邮局更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国中国？
这一刻所有新闻的灯光全部亮起，聚焦在了亚伯兰身上。正是《新闻》杂志，发布了溯源亚伯兰的背景和发展轨迹的文章。即便如此，记者们依旧未能拍下亚伯兰的照片。
直到1996年，卡贝萨斯蹲守在皮纳马尔海岸，以为妻子拍摄照片为掩饰，拍下了亚伯兰沿着皮纳马尔海岸散步的照片，这是亚伯兰被拍到的第一张照片。对于亚伯兰而言，这张照片就像“瞄准我的头来了一枪”。
亚伯兰被拍到的第一张清晰照片
“这不是案子，这是他本身。”
在案发几个月后，凶手逐渐浮出水面，他们是洛斯霍诺思帮，一群贫民区的足球地痞，曾不止一次吹嘘自己犯下的罪行。在被审讯后，他们供出了当地警官古斯塔沃·普雷列佐。
根据洛斯霍诺思帮的招供，人们在桥下找到了卡贝萨斯的相机，相机上的卡通贴纸，证明着这确实是卡贝萨斯的相机，因为那些贴纸来自他的孩子们。
在事件政治化发酵，逐渐变成一个案子的时候，这个细节提醒了大众，这不仅是一个案子，还是一个生活中真实发生过的痛苦事件。
卡贝萨斯的相机
卡贝萨斯与他的孩子
在新型电话跟踪技术的帮助下，记者们发现亚伯兰私人保安与警察局在案发前异常频繁的联系，而犯罪发生后，所有电话都停止了。
案情到此已经昭然若揭，卡贝萨斯的母亲走在街上，每个人都说“那个凶手就是亚伯兰”。但让她感到痛苦的是，这个已经十分清晰的案子却又一次陷入停滞期，梅内姆内阁显然在保护亚伯兰，而电话记录也显示，几乎地方检察官、部长、政府大厦都和亚伯兰打过电话。
直到亚伯兰的妻子做出证言，证明她的丈夫曾向她提及谋杀事实后，法院才正式下发逮捕令，而亚伯兰此时已经逃亡。
亚伯兰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被问到“什么是权力”，他回答：“权力是有罪不罚”。
人们以为主谋再也无法被捉拿归案的时候，亚伯兰被发现于自己偏僻的农场中，这个权力曾不可一世的人，在警察正要打开卧室门逮捕他的那一刻，选择了用霰弹枪开枪自杀。谋杀实施者，洛斯霍诺思帮的四个人也被判处无期徒刑。
卡贝萨斯的死彻底改变了阿根廷社会，到现在，人们依旧无法确认他究竟死于梅内姆还是杜兰德之手，但最终的结果却很清楚，梅内姆和杜兰德均因此在总统竞选失了利。
卡贝萨斯的葬礼
他的新闻摄影，作为公众记忆，曾将国家抽象的金钱、政治、权力体系具体化。某种程度上，卡贝萨斯成了公众舆论的社会温度计，也成了阿根廷新闻界争取言论自由的最大象征。
这便是卡贝萨斯的新闻摄影的意义：“站在桌子上”审视这些躲在模糊体系后真实且脆弱虚伪的个人。
编辑：张家乐 晓萌 运营：yun